他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，自从生病到那次简短对话已近一年，他从不问他的病况，她也从不说。
多次去同一医院化疗，已经成了病房的熟面孔，一年多，病友换了一个又一个，熟面孔也一个一个的少，有时候一天都能走几个，内心的恐惧是可想而知的。但他从不对她讨论什么生与死，神态平和，来人看望仍然面带笑容。直至病情恶化，眼睛看不见到不能进食。她才第一次问他：“你有要说的吗”？他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出生的时候，没人来通知你吧，走也同样。该来就来，该走就走，来了能对得起社会，走就不会觉得遗撼”。
一次他的几个同事来看他，他平静却又不无深情地说：“我们兄弟情深，以后恐不能再在一起工作了，遗撼呐”。其实他是把生看得很重的，每一件事他都尽可能做得完美漂亮，努力提高生命质量，可把死也看得很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