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庆“彭水诗案”落幕后，又一起短信诽谤案进入公众视野：安徽五河县两位教师因向该县领导发送短信表达对本校校长的不满，被警方处以拘留10日、罚款500元的治安处罚。
两起案件有很多共同点：都是以短信表达民意，都涉及到领导，反映的也都是一些负面事物；案件都是由警方执办，都是以“诽谤”定罪……相似的地方是惊人的相似，唯一不同的是一个发生在重庆，一个发生在安徽。
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，重庆“彭水诗案”有了较为满意的结果，秦中飞获得了国家赔偿。而五河的两位教师却仍在申诉。
这两起案件似乎是偶然的，甚至是孤立的。但是在这两起案件中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可怕的苗头：公权依照法律规定“治”民，以法律手段“治”民，尤其是对于那些敢于发表不利于领导的意见的刁民，更是严加惩罚。这种“治”民的手段，比起以往的政治运动扣政治帽子或者单纯的打击报复来，手段和程序更加合法，也许，这才使最可怕的。
公权依法“治”民，可以动用公检法“一条龙”国家公器，在法律程序上做得坦荡荡，这种“莫须有”的罪名，让小民无处可逃，也无法可想，唯有俯首帖耳，接受处罚。
在公权“治”下，“彭水诗案”中的公安机关“主动出击”，检察机关“积极介入”；五河案件中，我们更是看到所有的法律手续都是完备的，包括向县人大提交申请实施拘留。唯一有疑问的就是刁民们到底“诽谤”了没有。虽然公众有疑问，但是当地公安机关依然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认定，或者由公安机关根据《刑法》侦办，铁定你犯了诽谤罪。
在目前权力（包括司法权力）高度集中于一把手的情况下，普遍存在以言代法、权大于法的现象，这种“体制”就为公权以法“治”民提供了“制度性保障”。不要以为我是危言耸听，就在五河短信案件见诸于媒体的同时，我看到了江苏省公安厅、江苏省人民法院、江苏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《关于处理涉访违法犯罪行为适用法律的意见》，意见中规定了对信访人实施治安处罚的二十种情形，其中包括拦截公务车辆、封门堵路、到重点地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静坐、散发信访材料、下跪喊冤、呼口号、拉横幅、穿状衣、举遗像、展示状纸、以跳楼跳河跳塔等形式相威胁等，均属于违法对象，都要被依法治罪。
显然，公权能够依法“治”民、以法“治”民，除了领导人没有法制观念外、作威作福的特权思想严重外，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因是：公权太过强大而民权不彰。我们的政府在管理公共事务时，思想仍然停留在以往的“治理”上，总是强调治理“违法行为”，而对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则很少考虑。
比如短信“诽谤”，虽然宪法中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自由，在执法时总是与宪法相抵触。在刑事案件中，嫌疑人与侦查、起诉机关的地位、权利之悬殊自不待说，在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中，五十四种违法行为全部由公安机关认定和处罚，对于处罚对象的保障只有“不服公安机关的处罚决定，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”。行政复议机关则是本级人民政府的法制部门或者上一级公安机关，行政诉讼的受理部门是当地人民法院。在目前的体制下，只要公权参预和干涉，法院就不大可能推翻公安局的处罚决定，所以，民告官案件中，民胜诉的概率不大，可见在民与官的较量中，民当然是弱势！
“彭水诗案”中，秦中飞是幸运的，他总算获得了自由，五河案件中的两位教师也是幸运的，毕竟还有媒体关注到了他们，让他们有了“翻案”的机会，而更多的被依法“治”理的小民可能就没有人知道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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