亲,欢迎来到忽然花开! 登录注册忘记密码

杨业陂

发布于:2019-07-14 12:02  ┊ 阅读  ┊  人参与  ┊ 文 / 吊脚楼

  杨业陂是我家乡的一座小镇,现在的官方称呼叫新堰镇,百姓俗称新堰河。估计现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不记得杨业陂这个名字了,即使记得,也不尽得会写出这个“陂”字,或者正确地读出它。杨业陂之”陂“,平声,家乡人习惯读去声。

  原来,我的家乡邻县有一个黄陂(pi去声)县,很多人以为陂就是”皮“一个读音。其实,陂,是一个地名用字,只是用作”黄陂县“地名时,才读pi(去声}。据说,黎元洪特别喜好这个“陂”字。黎元洪黄陂人氏,他做大总统的时候,硬是要把黄陂话定为国语,而他的一帮文胆做了文案,还险些在”议院“通过了,结果就一票之差。这不是野史荒料,中华民国史料中有,百度也能搜索到。

  杨业陂易名新堰河的具体时间,我都记不清了,但在我的心里,一直觉得“新堰河”只是一个学名,就像旧时的读书人,在功成名就后,非得取个名号一样,而“杨业陂”这三个字,带有母亲的奶香,一念,就会有许多的怀想扑面而来。梁实秋说,故乡就是一个系马桩。这比方太贴切了,远行游子,下马而居,最适合他栓住缰绳的就是故乡。杨业陂何尝不是我念兹在兹的系马桩呢?

  《礼记月令》说,“畜水曰陂”。我的家乡是湖区,许多低地俗称“水氹子”。“水氹子”也有高处,有斜地。陂,就是水边、斜坡之意。杨业陂原来是一座渔村,就立在长堤内侧的斜坡之下。这大抵是杨业之所以取之“陂”的来由。至于“杨业”二字,似乎与春秋时期楚国大将养由基有些干系。据说,杨业陂曾经是养由基屯兵之处,养由基又有一手百步穿杨的好箭法,他使用的弓箭,被称作养由基弓。‘养由",“杨业”,音似,杨业是否由此演绎而来呢?但这养由基“屯兵”之说,我也是有些怀疑的。先秦时期,这地方若不是汪洋一片,至少是沼泽之地,何以能屯兵呢?我无力考证,当地的县志有无它的沿革文字,我也不晓得。

  我出生的村庄下行五六里地,就到杨业陂了。那时,它是区公所所在地,但儿时赶街,却往往上行三里地去一个叫吕家巷的小集镇。这并不是上行的路途短,少费脚力。那时,吕家巷成镇历史长,早已经是当地的物流中心,而杨业陂却多是低矮的茅棚,低矮、逼仄,像弱不禁风的老妪,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商埠。按当时的行政区划,我那村落是杨业陂的辖地,但吕家巷让我更有心理上的归宿感。

  真正把自己融入杨业陂还是读高中的时候。那时候,杨业陂被一沟两隔,东西之间由一个节制闸连通。节制闸二三十米高,是杨业陂的标志性建筑,闸的两侧建有搬运站、餐馆和木业社,这是杨业陂最热闹的地方。清晨里常有卖小菜、卖劈柴、鱼虾和莲藕的农民,他们窝坐在墙根等买主。有买家来,连忙起身,说鱼都是活的,菜还带着露水,莲藕呢,都是十三孔的,煨汤粉嫩,喝一口汤,刷三次牙还口齿留香。见买家的眼神游离了,便自砍一个价码,连忙拉人家的衣袖,不管人家比自己小,一连“哥哥”、“姐姐”叫个不停,“都是老感情了,折本卖。拿回去算了。”

  手紧的农民在兜售完后,把毛毛票票缠进没了底色的手帕里,塞进往口袋后,用巴掌轻轻一拍,提起篓子回家下地了。口馋的,起身拐个弯,在餐馆门口磨磨唧唧,走过去又走过来,不好定夺。吃吧,一顿就是半个月的盐钱,不吃吧,又直吞口水。一阵磨磨蹭蹭后,还是提脚进去了。吃完后,又后悔了,自己堂客、孩儿们都不曾下过馆子,他的这份奢侈是万万不该的。

  这是杨业陂唯一的一家餐馆,早上主营面条、锅盔、油条、馒头。我那地把油条叫做“油绞子”。这叫法兴许与制作过程和它的成型有瓜葛。白案师傅把面团隔成条形,两根一拢,两指捏着面头,提起来一转悠,它们便“绞”在一起了下滚油锅了。面条多是油面,不是那种煮熟后用生油拌过的面条,它是江汉平原一带的特产。细溜溜的,用圆筒纸箍着,常规煮熟,吃起来滑腻腻的,口感好极了。

  由餐馆向西的街道是黄粘土,雨天行走,不到三步,鞋底就粘了一大坨泥土,提脚一甩,连鞋子都甩出老远,不得不用一只脚一踮一踮地往前跳。待到天晴,泥土都僵硬了,被车碾过的街心呲牙啮齿,不便行步,人们都依着墙根走。后来铺了碎石,也咯脚,人们还是神神气气地行其之上,说这石子路好,日后下雨天用不着穿套鞋了。套鞋,方言,就是雨靴。

  七十年代初期,杨业陂重心东移,兴建了卫生院、商场、礼堂。杨业陂没石头,基建用石多用砖渣替代。这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生财之道。七三年暑假,我像寻宝一样在村前村后找砖头,用木船转运到杨业陂,船停节制闸后,再一担一担地挑到工地。肩膀子很疼,却不觉得苦,心里就有一个愿望,赚一把小钱,让一家人吃一顿粉蒸肉。上一次吃肉,还是五一时节。那时,早稻不插五一秧。秧苗插完了,生产队就杀猪犒劳一顿,两个月过去了,一家老少还没沾过荤腥。正是这份期望撑着我忙乎了一整天。肩膀上火辣辣的,粗棉布上衣湿漉漉地贴在身上,心里却反倒有些成就感。这一天,我挣了五元钱。纸票,一张一元的,两张两元的。两元的浅绿色,崭新,硬邦邦的。我捏在手上,中指一弹,发出脆嘣脆嘣的声响。

  这是我生命中无法忘却的五元钱。不是最初的所得而油然生出的自豪感,是它曾经见证了父爱、母爱的伟大。第二天,半夜鸡叫把我唤醒,我揣着这五元钱买了六斤肉,两瓶橘子汁。母亲一大早就磨米粉,又切了南瓜垫底。晚饭时,两蒸笼肉山一样耸立在竹床上,肉片翘着,米粉上歇着晶莹剔透的小水珠,蒸汽缥缥缈缈,特有的肉香向四周弥漫开来。

  我光着膀子拉着四门架子海吃,嘴角时不时有肉汁流下来。我的爸爸妈妈却不吃,母亲定定地盯着我的肩膀,眼泪哗哗地往下淌。那时,小弟才两岁,不谙事,只顾吃,不知道母亲的泪水把本该有的喜气冲了个一干二净。母亲定然是看见我红肿的肩膀了。她哭泣泣的,对弟妹说,你们吃的是哥哥地血汗啊。

  新建的商场、礼堂、卫生院,有些气派。街上有了一盏路灯。路灯孤零零地站在商场的门口,飞虫在散淡的光晕中恣意飞翔,这对于曾经黑灯瞎火的街市和居民来说,无疑是一次旷世的馈赠。暮色四合时,人们期待着这盏灯早早地亮起来,似乎它就是要点亮这个曾经荒凉渔村的希望了。

  有时候,我们下晚自习后也会跑到街上看夜景而忘了就寝的时间。老师说,不等一泡尿屙完就走到头的小巷子,有什么逛头呢。我们是连县城都没去过的学生,这路、这孤零零的路灯,都是极好的风景了。

  卫生院坐落在小镇的最东边,也是一条无名筒子街的最尽头,口字形布局,方方正正。虽是平房,走廊顶部却是石膏吊顶,平展展的,每隔三四米,就有一盏圆形的顶灯。这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制式。若有人在走廊里说话,便有回音飘散开来。胆子大的干吼一声乡骂,骂声就即刻反响。有人戏虐,说这是自己骂自己。

  参加工作后,曾有过几次住院的经历。由于担心自己的地方性疾病还有病根,便回到老家住院。那时,卫生院都有些破旧了,我躺在病床上,一翻身,床铺就咯吱咯吱地响。我却不烦躁这响声,觉得它就是我故乡土得掉渣的乡音,它的韵律里储存着我的许多过往和这座小镇留给我的记忆。我接纳它,就是珍视我并不十分快乐的童年,也是对故乡给予我滋养的敬畏。

  从卫生院西行三四百米,就是大礼堂。它是公社举行大型集会的处所,也是小镇上最恢弘、体面的建筑,高大的门庭直面街面,二楼的两扇窗户,一扇足有三平米。窗口里面是小镇最有文化气息的地方。里面是文化站,是全镇的文化脉细之根,蜚声中外的版画家冯君就是从这里出发的。礼堂大厅空阔,地面前低后高,主席台高出地面一米多,坐或者站在台下,主席台上人物一眼尽收。那时候,我少不更事,梦想有一日也能在台上风光一回。

  这一天真的来了。那是一个需要打手的年代,我就是以一个打手的身份走上主席台的。这一年,我不满十九岁。当时,公社因为一件桃色事件要组织一场大型批判会,要我做主题批判。我竟然毫不犹豫地应承了,之后,我想过,我未必是最佳人选,必定有人推辞过。当我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人群,几乎是声嘶力竭地读完那篇《一部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》的批判稿后,除了耳食过“有声势、有水平”的假性恭维,就是偶遇当事者的难堪。我似乎无法原谅自己,为什么非要把一桩桃色事件地危害往高处拔不可。大背景下的个人行为,固然很难逃匿于情势,但对于纯属于人性范畴的行为,有必要作泛政治解读吗?

  我一直想有一个机会向他当面致歉,却没有。几十年过去了,我在外谋生,没有这机缘了。前不久,我电话问乡党,他还在吗?他说还在。他在,我的愧疚就在;他揖别人世了,这份悔恨还会既存于心。过错不是烟尘,它永远不会遁形于岁月的指缝中。

  好在批判会之前,这座礼堂里上演过一出由我改编的天沔花鼓戏《教鞭》。四十多年了,那个饰演教师的周四桃,那个在剧中扮演"反潮流"的小姑娘,那程式化的“唱念做打”,至今仍然清晰如初。这出戏虽然戏码不足,甚至带有那个特殊年代的痕迹,但它毕竟渗透了我的心血和真诚。我不能说它救赎了我困顿在一次过错中灵魂,至少它强化了我对于杨业陂的记忆。

  小镇上曾经有家书店和一家机械修配厂,它们是孵化我职业梦想的原始胚胎。书店不大,两开小门脸,四五节柜台,这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。我在这里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《沸腾的群山》,买的第一本期刊是上海的《朝霞》,第一本政经类图书是于光远的《政治经济学简明读本》,第一本诗集是《献给”十大“的歌》,开篇就是熊召政的”梯级体”。高中毕业后,我家的八仙桌上的书籍摞了一米之高。那时年少,没人指点,也不知道学有专攻的道理,逮着书就读。尤其是一本天蓝色的塑胶皮《现代诗韵》,高中、大学期间一直陪伴着我。它是我学着写诗歌的拐杖,依着它在家偷偷地写一些见不得人的“唐诗”。胡闹了好多年也没修成正果,要不是因韵害意,就是信马由缰地“滥情”而去,终不得要领。

  修配厂规模不大,厂牌是我的数学老师李纯白标准的“仿宋”,厂里就几台刨床、铣床和电焊机,它是我们”开门办学“的学工课堂。我在这里居然能把一台“手拖”拆解装上后,还能开着满院子跑。师傅说,我若做工人,不出几年就能混到四级工的水平。

  是的,我一直梦想着能当一名工人,或者站柜台的营业员,尤其巴望干卖书的营生。修配厂工人满是油渍的工装、洋溢在他们脸上的优越感,无时不刻激发着我深藏于心的职业执念。我是杨业陂的儿子,十几年都没走出它的怀抱。它没有高墙,我的视野却一直囿于其中。我的梦想很原始,很卑微,就是能够告别祖辈已经习惯了的生存方式,做一个“国家的人”。今天,我像一抹残阳,衣食无忧地苟且在异乡地城池,我依旧怀念杨业陂恩赐于我的记忆,它就像一件打补丁的旧衣衫,尽管沉睡在箱底,却依旧留有我生命的体温。

  二十多年前,我与夫人回到杨业陂,走遍了杨业陂的小街小巷,却找不回它昔日的容颜了。杨业中学那个供我们淘米的池塘呢?那青砖铺就的甬道呢?都不在了。书店、修配厂早已杳无踪迹。我很失望,突然萌生了不如不寻的想法。这一如恋人的隔世寻访,当你千踪万履与她相见时,你所期待的那尾歇着蝴蝶的乌黑长辫,已是花白的乱发,昔日的“苹果红”被粗细不一的皱纹切割得支离破碎。

  这种失望是可耻的。怀旧的情愫,不能指望最初的“恋人”用原始的面目满足自己的欲望。我所见的“她”,没有了往日的娇媚、质朴,却无视“她”的稳健、成熟和历经风雨后的精神仪态。杨业陂变了,变,就是让渡、涅槃。农耕文明总是敌不过工业文明的脚步,当一座城镇的子民沉浸在发展喜悦中的时候,我们有什么资格要故乡回到破落、猥琐,并以此来迎迓、安抚所谓的乡愁呢?

  近年,偶尔回乡,没了进镇子走一走的念头。它不是”杨业陂“了,那因池而陂的碧水不见了,那因斜而陂的长堤早已夷为平地,镇子里每一张穿城而过面孔都是陌生的。现在,“新堰河”的官称几乎覆盖了“杨业陂”,全镇除了一所中学还在冠名”杨业“外,“杨业陂“只是地方典籍中的”曾经“了,但这个”曾用名“却承载了历史的风云际会,不管它是睡在地方志的册页中,还是行走在老人的口口相传中,它,就是故乡印记,就是远方游子心中的桑梓。

  

责任编辑:古岩 作者文集 作者声明
分享到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