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弯弯的石板路:生产队里揪出了特务

发布于:2018-05-26 19:59  ┊ 阅读  ┊  人参与  ┊ 文 / 弯弯的石板路

  记得刚下放到生产队几天后,在那个阶段,整个公社正在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,在一个夜晚,有人从大队部的门缝里塞进来一封信,信中检举揭发,说是我们生产队里,有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。

  那天晚上,我当时在大队斗部,帮着斗批改小组做些抄抄、写写的杂事,此刻,我听见大队部的门,发出一些轻微的响动。偶尔一抬头,就看见门缝里塞进一封信,我赶紧跑过去,打开了房门,这封信飘落到地下。

  我弯腰捡起那封信,就看见在不远的转弯处,一个黑影晃动了几下,就不见了,接着就是一阵跑步声,由近而远,迅速消失在远处的竹林里。

  我这才发现,这封信根本没有封口,便随手打开信封,拿出一张写满铅笔字的纸。那是从小学生写作业本上撕下来的。大致浏览了一下,这是一封检举信,上面检举揭发说,光荣一队有一个暗藏多年的国民党特务。

  一看到这样的检举信,这事情非同小可,丝毫不敢怠慢,我立刻就向大队斗批改小组的领导杨廷必做了汇报。

  杨廷必看了这封信,马上问道:“还有谁看过?”

  我回答道:“除了我以外,没有人看过了。”

  杨廷必马上说:“我马上去公社报告。你千万要保密。和任何人都不要讲。”

  我点了点头,作为给他的答复。

  杨廷必抓起一只电筒,迅速打开了房门,连夜赶往公社汇报去了。

  天亮以后,杨廷必气喘吁吁地从公社赶了回来,在大队部里。杨廷必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内查外调。几天以后,终于搞清楚了,在我们生产队里,查到的初步结果:的确有这个人,这个人叫王福昆。

  大队斗批改小组的负责人杨庭必下令,要他马上到大队来开会,以研究工作,请他来开会的名义,把王福昆诓到大队部来,结果当然不难想象:王福昆的前脚刚跨进大队部的堂屋大门,立刻就被大队里的基干民兵控制住了。

  大队斗批改小组的领导请他坐下来,对他反复交待党的一贯政策,要他坦白交代。但出乎意料的是:他不但不承认自己是特务,反而是一个劲口口声声地喊冤枉。

  此刻,王福坤开始慌乱了,

  他再三申辩说:“我从来就没有参加过任何特务组织,而且在解放前,我根本就没有文化,大字不识一个,说句难听的话,我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到。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即使是再缺人,也总不至于尽都花钱去发展那些一字不识的文盲吧。我就现有的这点文化,都还是49年参加解放军以后,在部队里跟着文化教员现学的。”

  核实王福昆特嫌的工作顿时陷入僵局,彻底被卡住了。

  我找到大队斗批改组的负责人,立即把这个问题向杨廷必汇报了。杨廷必也向公社的有关领导做了书面汇报。公社又派专人出面外调。通过了解提供检举信的人,经过进一步的内查外调反复核实,终于查清楚了王福昆的特务嫌疑,纯属不实之词。

  不过,俗话说:“无风不起浪。”

  别人能揭发王福坤,说他是国民党的特务,总该还是有那么点儿依据吧。这个依据,经过我们多方的查证,还真就找到了。

  那个揭发他的人,跟王福坤还是熟人,要按論亲排辈算过来,这个人还应当是他的远房老俵兄,也就是远房老俵兄,在他们那个生产队的批斗会上,实在熬不过,顶不住了,为了保护自己,争取立功和宽大,就顺势坦白交代,也算是检举揭发。事实嘛当然也还真该算有,确真有那么一点点儿贴边。这件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:

  1948年冬天,国民党的军队到处抓壮丁。王福昆在当时是年轻力壮,身体状况完全符合壮丁的基本条件,为了逃避被抓壮丁,他经常到处东躲西藏。正好在这个时期段内,就有人拿着一张蓝色的小卡片找上门来,手舞足蹈地在他面前炫耀着:“看在我们都是亲戚的缘分上,只要你能给我一块大洋,我就把这张蓝卡片拿给你,如果再有人要抓你的壮丁,你就只把这张卡片给他们看一下,他们不仅不得再抓你的壮丁,还要给你敬礼。”

  王福昆眼睛里看着那张小蓝卡片,半信半疑地问道:“你说得未免有点悬啊?”

  那个远房老表信誓旦旦地说:“你要相信我,我绝不可能骗你们。我们都是亲戚,将来还要见面的。俗话说:两座山不见面,两个人还是常见面的。把你骗了,以后在亲戚面前,咋个说的起话嘛?”

  王福昆回到家里拿钱,因为当时家里的确也没有钱,就东拼西凑地,在家里拿了100多个鸡蛋,找到那个远房老表,把那一篮子鸡蛋递过去,顶了那一块大洋,再从那位老表兄手里,半信半疑地接过的蓝色小卡片,小心翼翼地揣到贴身的衣兜里。

  王福昆在街上的茶铺边上,和那个远方老表分手的时候,那个远方老表紧贴着他的耳朵根,告诉他一个秘密:“每个月到街上的茶铺来一次,只要你在靠门边的柱头上,用浮碳画一个黑圆圈,老板就会过来给你田茶水,你把这个卡片,给茶铺的老板看一下,老板还要给你一块大洋。”{

  果然,不出三天,蓝色小卡片还真就显灵了。

  那天也是赶巧,王福昆手里拎着一把锄头,打算到地里干点儿农活,出了家门一转弯,刚踏上石板路,就在离开家门不远的地方,迎面撞上了一群正在抓壮丁的国民党军队,一看情况不对,他赶忙扔下锄头,掉转身立刻拔腿就逃,结果还是被发现了。

  这群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发现了她,立刻呈扇形散兵队形,分几个方向同时包抄上来,很快就抓住了他。这些个大兵们,不愧是经过专业训练的,抓起个把手无寸铁的壮丁来,简直不费事,动作太麻利了。三下五除二,围上去舞弄几下,立马就把他五花大绑捆起来,在好几支阴森森黑幽幽的枪口威逼之下,一个大个子的士兵,斜挎着步枪,在他身上里外熟练地搜查着,很快就从他贴身的衣服夹层里,翻出了这张蓝色的小卡片。

  果不其然,这几个士兵立刻慌乱起来,纷纷向他打立正敬礼。立马让他走。那个国民党军队的小军官,还跟在他身边,喋喋不休地陪着小心,一个劲儿向他道歉:“对不起,实在对不起。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,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,我们真的不晓得你是自己人啊,希望你哥子不要在意。兄弟们都是奉命行事,在人家手底下给人家当差,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”

  通过这一次差点儿被抓壮丁的真实遭遇,王福昆亲身体验到:想不到这张小小的蓝卡片,它竟会有那么大的威力。它的作用,已经在这一次差点儿被抓壮丁的全过程中,得到了非常充分的验证,对他来说,它所能起到的护身符作用实在太大了。

  按照那个远方老表的吩咐,每个月都上街一次,用浮碳靠近门口的柱头上,画一个黑圆圈,老板果然就会过来给王福坤填上一杯茶水,王福坤掏出那个那个小卡片,给茶铺的老板看一下,茶铺老板看了他一眼,半信半疑地给了他一块大洋。并要求他在一个小本子上签个名字。可王福坤没文化,不会写名字。就在那个本子上,用别人递过来的毛笔,在上面画了一个鸡蛋大的圆圈。

  到了第二个月,王福坤又去那个茶铺,依然在靠近门口的柱头上,用浮碳画了一个圆圈,可是那个茶铺老板不理他,还把他赶走了。事情过二十多年以后,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,那个特务联络员被抓出来,交代问题的时候。人们才得知真相。

  那个茶铺的确是一个特务组织的联络站。那个茶铺老板的确是联络员。王福坤第一次去,没有提供任何情报。已经得到了一块银元。而且连个名字都不会写,只能在别人的本子上画圈圈,画个圈圈,哪个不会,非得要你画。那个联络员看见他又来了,心想,既然你不会写字,又不提供任何情报,光想拿钱。对不起。银元就不能给他了。所以,当王福坤按规定,在柱头上画了圆圈,同样被茶铺老板给赶走了。

  不过,王福坤也合算。第一次用100多个鸡蛋换了一个小卡片,后来真领到了一块银元。两下相抵。他也没吃亏。实际上等于没花钱。关键的重点是:有了这张小卡片,以后再也不怕抓壮丁了。

  别瞧不起这个小卡片,这个小东西,的确是个宝贝。以后无论到哪儿,只要出门,他都会把这张蓝色的小卡片,稳当当地揣在身上。以后的这段时间里,这个蓝色的小卡片,做为他的护身符,对他的确起到了多少次保护作用,他恐怕自己也记不清了。

  反正有一点可以肯定,他再也用不着刻意躲避那些抓壮丁的国民党士兵,再也不会担心被抓壮丁了。在当时,王福昆的一家都还感到很庆幸,用那一百个鸡蛋的代价能换来不被抓壮丁,这样的结果,的确是很值得的。在当初来看,的确是一个不坏的选择。

  1949年冬天以后,这一带的地区已经解放,他也参加了人民解放军,投身到解放初期清匪反霸的战斗。几年以后,复员退伍回到家乡继续务农。时间隔得久远了,把这件事情也早就被他忘到脑袋后面了。但他连做梦都没未曾想到:过了二十多年以后的1969年,早已被遗忘这件往事,居然又被别人给翻腾出来了。

  我们在审查这件事情的过程比较长。一天,王福昆他主动找到我们,说有重要的事情报告,我们就带着他,一起都来到大队部,在大队长的办公桌前,他从衣服里拿出了那张蓝色的小卡片,放到桌子上。说是他最近在家里修猪圈,在挪动其中一个木头立柱的时候,在这个立柱基脚石墩底下面找到的。

  我们拿着相互传看了一遍,只看见那张蓝色的小卡片,就像现在流行的名片一般大小,上面除了一个国民党军队狼牙旗的军徽,还有两行文字,清晰地写着:“国民革命军137师特务独立中队”还有一串阿拉伯数字组成的号码,没有注明姓名和职务。上面盖着的图章印已经模糊不清,根本无法辨认了。

  后来为此事我们向公社武装部的周部长做了专门汇报,并向他咨询:军队里的特务独立中队,是否全部都是由特务分子组成的。

  周部长不由自主地笑了。

  他沉思了一会儿,就给我们慢慢地解释道:“军队里的特务独立中队,相当于负责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,主要是执行侦察、奔袭、警戒、救援等特殊任务。按照军队的一般编制来推算,实际上也就是最最下层的普通士兵。不同的是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,按照任务的不同特征,可以具有相对较大的行动独自决定处置权。你们生产队的那个王福昆,当时也只是为了躲避国民党抓壮丁,才用鸡蛋换的那个卡片。实际上,他根本就不晓得啥子是特务独立中队,更不可能有机会加入过这个部队。顶多只能算是国民党军队里特务独立中队的一个冒牌成员,仅仅只是冒充而已,所谓冒充就是假装的。不是真的。既然我们已经确定,他是一个冒充的,那就肯定,他不是特务独立中队的人。他这个的特务独立中队的身份,事实上也是不存在的。事实说明,王福昆与这个特务独立中队,毫无相干。这个特务分子的帽子,根本就戴不到王福昆的脑壳上去。以后国民党军队抓壮丁都不抓他,就更说明,他就连国民党军队的兵都不是,也就更谈不上什么特务的份。我们现在搞清理阶级队伍,一定要注意掌握共产党的一贯政策,千万不能只图为自己报成绩,就把自己的同志往敌人的阵营那边赶,干出来那些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。”

  接着,大队斗批改组的负责人杨廷必又向周部长请示:“周部长,现在,那个人早已被控制起来了,下一步怎么办?”

  在全公社的干部里,周部长的涵养相当好,是个非常有耐性的人,

  这时候,他也终于忍不住,猛地一下,就从藤椅上站起来,用手指着杨廷必,真的开始发火了。

  周部长大声地说到:“你这个杨廷必,脑壳记忆就是有问题,从一开始,我就一再给你打招呼,要抓人之前,一定要慎重,必须先来公社请示。结果喃,你抓人的时候,只图痛快,脑壳一拍,先不先地,你就把人给抓了。现在要你放人,你却说要请示了。现在还有脸问,下一步该怎么办,啥子是下一步,我不晓得。个人惹的事,个人去撑到。看到你们这些人,我的脑壳都痛。不晓得你们的脑壳都是咋个长起的,脑壳里头都装了些啥子?未必然脑壳头装的都是豆花,不是脑花啊。还尽都站在那儿想啥子?我已经说得太明白不过了。你们都还没有转过弯来啊?好!好!好!我现在啥子都不想说了,你们马上回去安排,立即在你们大队,马上召开大会,在大会上立马当众放人,立即当众赔礼道歉,凡是与此案有关的书面材料,必须在大会上立马当众烧毁。这件事就到此为止,以后永远都不准再提了。”

  其中,我们在调查王福坤特务案的同时,生产队里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。

  在一个晚上,生产队里开会。大队的斗批改组杨廷必,也在队里参加开会,会上还传达了一份文件,上级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注意事项。

  在一个角落里,突然有人说道:“杨廷必,你抓特务,我们不敢说反对。但是,你的眼睛也不能只盯着姓王的。就算姓王的家有特务,那姓杨的家就没有问题吗?”

  杨廷弼一愣:“你再说一遍,哪个有问题?”

  那个大嗓门也不示弱:“你们杨家的上门女婿。队长的大舅哥。他在解放前的乡政府当过听差,你们请过没有?”

  杨廷弼不假思索,马上就回答:“只要有问题,马上查清楚。”他转身就问队长。:“今天开会,你的大舅哥来了没有?”

  队长回答:“来了,人在这儿开会,可能上厕所去了。马上转来。”

  杨廷必立刻大喊了一声:“小石头,你过到我身边来,拿笔做记录。”

  我只好拿出一支笔,找了几张纸,也起身坐了过去。

  这时候,杨文传的大舅哥从外面一进来,杨廷必对他大喝一声:“你要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问题。在解放前夕,你都干了些啥子?”

  这位大舅哥一下子被弄蒙了。迟疑了好半晌,才说出一句话:“48年曾在罗坝乡政府当过两个月的听差。刚解放的时候,已经向政府交代过了。怎么问起这个事了。”

  杨文传队长发火了。“这么大的事,你咋个从来没跟我们说过呢?”

  杨廷必马上说:“从现在起,你必须离开这个会场,以后生产队里的会任何会议,你都不能参加。只需你规规矩矩,不许你乱说乱动。你马上回去些交代材料。”

  这个大舅哥刚转身离开会场。

  又有人提出了,”既然姓杨的家清出来一个,那么姓王的家里还有一个历史有问题的,是不是也应当清出来。”

  杨廷弼一愣:“你再说一遍,又是哪个有问题?”

  有人躲在角落里大声说道:“王福轩的老伴解放前开过烟管。算不算有问题?”

  我在旁边问了一句:“是摆烟摊卖烟的吗?”

  那个人接着说了一句:“小石头,你好生记清楚,那是开烟馆,卖鸦片演的。”

  王福轩老人被着突然事件气得浑身颤抖,哆哆嗦嗦地说了一句:“你要害我,最好要我死在明处。情况你都没有弄清楚,就架起机枪胡乱扫射。”

  杨廷必这时候站起来,大声宣布:“今天晚上,在会上说的这两个人,暂时规定一条,他们都不参加生产队的任何会议。都会去写交代材料。”

  接着,杨廷必转过身来就对我说:“小石头,今天晚上,会上的事情,你有啥想法?”

  我摇了摇头,叹了一口气,低声说道:“冤冤相报何时了啊?”

  杨廷必大声说道:“你详细说。把话说得明白一点。让大家都听得懂。”

  我看着杨廷必,又扫视了会场。试探着说:“杨官儿,你在会议开始的时候,才读过的那份文件里说过的,对于历史问题,主要清理国民党残渣余孽。对于国民党军职人员,主要的清理对象是:连职以上的,特务,王福坤,说是特务,要清理,必须把情况查清楚。即不能冤枉好人,也不能放走一个坏人。对于那位大舅哥。在旧政府里当庭差。也要把问题搞清楚。是啥级别,够不够连级。不够又无任命债,那就不属于清理对象。还有开烟馆的。他是在烟馆里干什么的。是老板,还是跑堂的,还是打杂的。这里面的区别就更大了。还是那句话。问题要搞清楚。不能来不来,就一棍子把人打死。”

  我的话声音很高,刚一说完,到会的人,几乎都站起来,异口同声地说道:“小石头说的在理。赞成小石头说的。”

  在会场里的煤油灯下,我看见了,杨廷安老人、还有那个副队长、老保管、出纳、王连友、还有那春夏秋冬四个闺儿,还有我们那几个知青,他们都在那里,向我比划着大拇指。

  散会几天以后,大队派了光荣二队的周队长和我,两个人一起,到有关公社和生产队,找了很多的有关人员,做了大量的调查。最终结果:

  那位当听差的大舅哥,48年冬,在罗坝向政府里当听差,确有其事,只做了不到两个月。就被别人顶替了。在那段时间里,没有鱼肉百姓的言行,也没有血债和民愤。刚一解放,就主动向人民政府交代过了。经查实:不属于这次清理的对象。

  至于那个开烟馆的。调查结果就更离谱了。王福轩的老伴,青少年时期,由于家里贫寒,就被别人拉去抵债,在一个烟馆里打杂。干不到半年,就逃出烟馆。四处讨饭,到处流浪。天下为家了。是个苦出身,根本就不属于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。

  说实话,我对这些搞运动的人,成天老琢磨着揪斗人的那些人非常反感,特别是在经过王福昆的特务案平反之后,我直观地感觉到:受了别人的欺骗,被别人拿来当枪使了,我肯定是上当了。这种感觉在我的头脑里,越来越强烈。于是,慢慢地,我就开始有意识疏远与大队斗批改领导之间的关系。大队部。我争取是能不去的,就尽可能不去了。

  当知青插队落户已经两个星期了,我在生产队里,一直坚持天天出工,时间一天一天地慢慢地度过去了。眼看快到春节了,数九寒天的天气非常冷,山湾了的风摧在耳朵上,冻得耳根子发疼。我和其他社员一样,仍然扛着那把5斤重的锄头,在队长家后面不远的那道山湾湾里,改土修梯田垒筑田坎。中午在队长家吃饭,就遇上了一件怪事。

  请看下一节《比猫还小的动物》

  

责任编辑:胡俊月 作者文集 作者声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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