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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天 (彦文杯)

发布于:2018-03-28 16:50  ┊ 阅读  ┊  人参与  ┊ 文 / 伦子

  一

  去年腊月的一天,我和妻子来到市里,准备逛逛后,顺便买点年货回家。当我们经过市菜市场入口处一个早点摊位时,只见餐桌前,坐满了吃早餐的人。有的正用汤钥舀着热气腾腾的三鲜汤,慢悠悠地品味着。有的则端着一只小酒杯,一边茗着酒,一边夹着盘子里的花生米,吃得有滋有味。

  “老板,早啊!”一位伙计连忙招呼我们。妻子望了我一眼,问我:“吃点什么?”“随便吧!”我和妻子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。

  “咿!这不是刘伯吗?”妻子刚一坐下,看到旁边一位戴着瓜皮帽的老头,正在喝酒。他的面前摆着一小碟油炸花生米,已经吃得差不多了。妻子惊讶地问:“您也过来了?”几乎在同时,被妻子称作刘伯的老头也认出了我妻子,他显出很激动的样子,急忙站起身来,对我和妻子说:“玉梅啊,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?”妻子说:“我们回家有两天了。”正说话间,早点摊伙计过来问我们:“两位吃点什么啊?”“给他们一人来一碗肉丝粉。”刘伯对伙计说,然后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来,递给伙计,“他们两人的帐我付了!”“这怎么行?刘伯!”我忙拦住刘伯,对伙计说,“他老人家的帐,由我们来付。”妻子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,递给伙计。“嗬!今天可好了。两个人都抢着付钱。谢谢了,谢谢了。”伙计脸上堆满了笑,喜滋滋地说。他边说边从我妻子手里接过钱,准备找零了。他又对刘伯说:“刘伯,应该让晚辈尽礼才对!”刘伯坚决不让伙计找零,他说道:“这顿早餐必须由我买单,不然,我心里会不安的。玉梅这丫头,和她爸一个样。”伙计和我俩都拗不过刘伯,便由刘伯买了单。我心里很过意不去,忙吩咐妻子到旁边的一个杂货店,买了两包烟过来,递给刘伯。刘伯连连摇手,“快退回去!我早就不抽烟了,只喝两口酒,一有空就到这里来喝点,吃个早餐。”说到这里,刘伯叹了口气,对我妻子说,“玉梅啊,你爸在世的时候,我俩经常在一起喝酒,那时不知有多高兴……”我看到他眼里闪过一丝泪光。我妻子也长叹了一口气。“两位,肉丝粉来了。”伙计用一个塑料盘子端着两碗香气扑鼻的肉丝粉,摆在桌上,对我说,“来点酒吗?”“谢谢,不用了。”我对伙计说。“您还来点吧?”我妻子对刘伯说。“不用了,我已经吃饱喝足了。你们俩慢慢用。”刘伯用左手扯了扯瓜皮帽,拱了个手,然后说道:“我先走了。你们吃完了,一定要到我家里去坐坐!”刘伯开始往外走,“玉梅,我清明的房子就在上海路文化街二号。做了两三年了。他们都在家里。”说完刘伯就离开了。

  看着刘伯一步步消失在来往的人流中,我好奇地问妻子:“刘伯怎么说你和你爸一样啊?是什么意思?”妻子喝了一口汤后,对我说:“这里人多,不方便说。等会我讲给你听。”

  离开早点摊后,我们来到离市菜市场不远处的市中心广场,在一条石凳子上坐了下来,妻子便娓娓地给我讲起了刘伯的故事——

  二

  那是我十三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。大约是十月份的一个夜晚,天很黑。白天社员们忙着打谷,到了晚上七八点钟才收工。因为太劳累,我们整个村子黑灯瞎火的,人们已沉浸在梦乡之中。

  黄爱民是我家的邻居,那年他二十三岁,是一名复员军人。回村后,他被安排在大队做民兵连长。每天晚上,他都要带领大队民兵,到辖区各小队进行巡逻,以防地富反坏右份子偷盗抢劫,破坏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。

  那天,我们队群众脱粒的谷子,全部堆放在禾场上。大约晚上十二点钟的时候,刚从其他小队巡逻回来的黄爱民,左手提着一盏马灯,右肩背着一支步枪,一个人到禾场上去巡逻查看。我们队的禾场,在村子的后面,一条通往庄稼地的土公路,从这里经过,公路右边是禾场,禾场再右边就是队里的仓库。因为第二天还要晒谷装谷卖余粮,所以社员们便把谷子堆在禾场上,用几块大帆布盖着。此时,天上虽然挤满了密密麻麻的星星,地面上却依然漆黑一片。黄爱民手里的马灯光晃荡着。他一边走着,一边紧惕地观察着谷堆四周的动静。忽然,他听到谷堆处传过来几声“嚓嚓”地声音。“是老鼠?还是有贼?”他心里突然一紧,赶紧加快了脚步,向谷堆跑过去。“啊!有贼!”黄爱民照着马灯的光亮,仔细一看,盖谷堆的帆布被掀开了一角,两只又长又细的布袋子,横躺在地上,一只布袋里已经装满了谷子,大约七八十斤的样子,另一只布袋刚装了一半。“是谁这样胆大包天?抓住了一定要狠狠地批斗。”黄爱民想着,便屏住呼吸,在谷堆旁的堆垛边四处搜寻起来。四周没有发现动静。他熄掉马灯,咳了几声,故意大声叫道:“今天见鬼了。马灯也没有油了。回家睡觉去了。”只听到马灯摔到地上的声音。黄爱民开始缓缓往来的方向走动着。走了百把米远,他便一溜烟地滑到路边的一块水稻田里。因为稻茬很深,所以很难被人发现。大约过了个把小时的样子,黄爱民隐隐听到有脚步走动的声音。他想,一定是盗谷贼出现了。他屏声息气,目光紧紧地盯着路上。“咳,咳。”黄爱民听到有人在喘着粗气。“差点吓死我了。”路上传来一声叹息。“是刘老三!”黄爱民一听那喘气声,就知道了,“这个老地主份子,太不老实了!”黄爱民使出从部队里学来的那些本领,一个鲤鱼打挺,从稻田里跃了起来,跳到土路上。“啊!”刘老三大吃一惊,他惊慌失措。扔下身上的担子,撒腿就跑。“往哪里跑?刘老三?”黄爱民大吼一声:“你给我站住!再跑,我就要开枪了。”他知道,这只不过是吓唬吓唬人的。这支枪在自己手里都有一两年了,根本没有放过一颗子弹。“我!”那个正在奔跑的黑影立马停了下来。“爱民,是我啊!我错了。求你放我一马好吗?”“刘老三!你不要痴心妄想了!”黄爱民说完,把正抖得历害的刘老三扯过来,冷笑一声说:“早知今日,何必当初?不要有侥幸心理,跟我到大队去,看大队干部怎么说?”“爱民啊。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,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我下次再也不敢了!”刘老三扑通一声跪在地上,对黄爱民祈求道。“门都没有!走!”此刻的黄爱民有一种成功的喜悦。当晚,黄爱民和另外一个民兵值勤,守着刘老三一直到天亮。

  三

  “这个刘老头也太笨了。”妻子讲到这里,我插话道,“明明被人发现了,还非要偷那一百二三十斤谷子不可?不是自己往枪口上撞吗?”我摇了摇头,“真是不可思议!”

  “你哪里知道,他那时是拼上性命了!”妻子又长叹一口气,“后来,他老婆在田里捡谷子的时候,边哭边跟我妈说,他们一家人实在是饿得没办法了,看到那天天又黑,队里的群众又累,都休息了,所以才铤而走险,做了那个丑事。为了这件事,刘老三一家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”妻子说到这里,站起身子来,对我说:“坐在这里太冷了,我们边走边说。”我和妻子一边走,她一边告诉我——

  第二天上午,大队书记在高音喇叭里,紧急通知全大队各个生产队的群众,到大队部集合,对刘老三进行批斗。刘老三用一根木棒挑着两满口袋谷子,站在学校的操场上。那时候,大队有什么活动和会议,都是在我们学校操场上举行的。黄爱民首先发言,讲了他独自一人巡逻时,发现队里的谷子被盗,以及抓获刘老三的经过。大队书记对黄爱民进行了表扬,接着让刘老三老实交待盗窃集体粮食的罪行。刘老三站在那里,肩上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,还不准动一下。他的满脸满身全是汗水,脸上红一阵白一阵。眼里也是泪水涟涟。

  大队的群众批斗散场后,又由我们学校的两百余名师生对他进行批斗。刘老三的嫡亲侄女叫刘海棠,那年也是十三岁,和我同年是五年级的学生。她父亲在一个贫农家里做了上门女婿,为了和刘老三划清界线,所以两兄弟很少来往了。

  我们的班主任胡孝乾对刘海棠说:“海棠,今天是你好好表现的时候了,你一定要完全彻底地揭露刘老三这个大恶霸大地主的罪行,和他彻底划清界限,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!”

  刘海棠拿着写好的检举书,站在刘老三身边,一边大声地读着检举书,一边朝刘老三吐着口水,“控诉”完了刘老三的罪行后,刘海棠又举起右手,高声疾呼起来:“打倒大恶霸大地主刘老三!”“打倒盗窃犯刘老三!”……下面,全校师生也群情激奋,一声声唾骂声,把刘老三吓得心惊肉跳,他口吐鲜血,一下子栽倒在地上。

  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。大队的赤脚医生为他作了检查,说刘老三根本没有病,只是干渴、站立太久,加上心情紧张,才会出现这种情况,并无大碍。第二天,大队干部又让刘老三挑着那两口袋谷子,从一队一直到十一队进行游行。刘老三在路上,累得吐了几次血。他的脸象死猪一样,没有一点血色。

  那一年刘老三四十岁,在生产队放牛。他家里有父母,还有四个儿女。只有他两口子挣工分。由于是地主成分,所以分得的口粮要比贫下中农少很多,一家人真是饿得慌,便起了盗窃之心。

  四

  “那他为什么和你爸(我岳父)扯上了关系呢?”我不解地问。

  “他老婆和我妈在一个组做事情,一天到晚哭个不停,还说自己的亲哥哥亲侄女都不认自己了。还有啥活头?要不是看在几个孩子还小的份上,早就想一死了之。”

  “那他家可以弄些南瓜、红薯之类充饥啊!”我说。

  “小时候我家里穷啊,是父母种这些,把我们养过来了。”

  “他家里就不一样了!”妻子脸色严峻地说。

  “他是地主家,自留地比别人少,房前屋后他家也种过,都被那些贫下中农子弟给遭踏了。为了避免惹是非,他们不敢说也就不敢种了。”妻子说到这里,怜悯地说,“要不是父亲亲口告诉我,我也不知道,他和我父亲还有一层关系!”

  “是什么关系啊?”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。

  “我父亲那时在大队的轧米房轧米,每天收工后,父亲就把轧米机的曹子里残留的一些细米,用刷子刷干净,然后用一个小布包包起来,晚上偷偷地来到刘老三家,放在他家桌子上就走。虽然不多,但总比没有要好吧!”

  “你爸怎么这么大的胆,他不怕被人发现?说他和地主关系密切被人批斗?”我有些担心地说。

  “肯定怕了!”妻子又说,“那时候我们家兄弟姊妹也多,日子也不好过。但我爸说,刘老三一家人,如果没有人搭救的话,说不定一家人会寻短见!我爸还说有一回看到刘老三的老婆正拿着一根麻绳,到屋后的竹林子去了,我爸赶快过去夺下了她手中的绳子,跟她好说歹说,她才回过心来。我爸说,我们家是军属,我大伯那时候已经在部队任团长。革命家属是有些优惠政策的。所以,我们家的日子比人家要稍微好过一些,但都是乡里乡亲,不能见死不救啊!所以,我爸也顾不了那些了,有吃的,有喝的,总要挤些出来,接济刘老三一家。”听到这些,我恍然大悟。

  妻子接着说:“后来,地主富农的帽子摘掉了,分田到户了,刘老三一家人,齐心协力,拼命地在地上忙活。收入增加了,心情也好了,只要一有时间,他就带点酒到我们家,和我爸喝上几口!”说到这里,妻子有些泪眼模糊。“我爸后来得了咽喉癌,就那样说走就走了!”说着说着,我们不知不觉来到了上海路文化街二号。

  刘老三正坐在门口晒太阳。他儿子清明正在屋里做铝合金门窗。清明比我妻子大两岁,后来跟街上的一个师傅学了做铝合金门窗的手艺,生意十分红火。他妻子和儿子也在帮忙。见我和妻子到来,刘老三十分高兴,他忙招呼清明:“快来清明,你看哪个来了?”清明忙放下手里的活计,来到我们跟前。“哎呀,玉梅,好久不见,一切都好吧?”“好好好!”妻子笑着说:“你真行啊清明。几年不见,当了老板,还在市里做了房子,真了不起。”清明说:“坐坐坐!我让老婆去做饭,和你们好好喝几杯!”看着他们一家人忙忙碌碌的样子,想起多年前,他们一家人为了生活,受尽了苦难,吃尽了苦头,如今已安居乐业,我心里由衷地感到高兴。我想,我们赶上了好时代。或许,那一天,已悄然淡出了人们的记忆,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。


  附:作者原名:张起伦(笔名:伦子)通讯地址:江西省德兴市张村学校邮政编码:334205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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