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成龙“是否失节”问题初探

　　2014年9月，王儒林同志任山西省委书记后，山西掀起了新一股“廉吏于成龙热”，随着这股热潮的不断扩大，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成龙的更多关注。在关注的过程中，有不少人抛出了这样的疑问：“于成龙的副榜贡生，是在明朝崇祯十二年中的，他是顶着这个明朝的贡生功名在新建的清王朝顺治十八年出仕的，在古人的观念里，参加明朝的科考，却在清朝做官，这算不算失节？因为清朝不同于一般的王朝鼎革，是异族入主华夏，在视华夷之辨甚于君臣之防的古代，这是有损清誉的行为。”

　　就这个问题，笔者曾和数位于成龙研究方家探讨请教，在讨论中笔者更加深化了一个认识，那就是于成龙“并未失节”，而是以一种更为广博宏大的“气节”屹立天地之间，因为他吸收了中华民族儒道佛三家文化的精髓，突破了所谓个人名声的藩篱，以积极态度入世，走出了“小忠”的局限，心怀苍生，把“爱民如子”这句话真正落实到了他为官的每一处每一时，在为官20多年的生涯中，为多地数省的千万百姓顶起了“一片青天”，成为“兼济天下”的楷模，死后竟然让偌大的江宁城“万民痛哭罢市，绘像祀之”，“情至如此，夫复何求”，单就从老百姓对他怀念和依依不舍的这份深情上看，于成龙“忠于不忠”“是否失节”已经成为一个伪问题。更何况，于成龙所经历的明朝末期时代，腐朽的明王朝政权已是摇摇欲坠、苟延残喘，其肌体早已千疮百孔失去“造血”功能，治下的老百姓饱经战乱祸事颠沛流离，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点都不为过，人们早就对这个腐朽政权的统治强烈不满。无论李闯王大闹北京城也好，还是清王朝更迭也好，改朝换代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，老百姓期望过上安宁平静的生活是社会客观现实的需要，所以无论从民生角度看，还是从社会学意义上的“社会安定性”选择讲，国家和人民都需要于成龙这样的官员。

　　揽读史料，我们可以看到明确的记载，于成龙是读书的好料子，年纪轻轻约23岁就考取副榜贡生，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，但为何后来几次考试都未如愿，成绩优异的他正榜无名?对此，我向《于成龙本传》作者王振川先生请教，他说于成龙早早中副榜，还是比较顺的。后来几年，他考试不利主要是战乱灾荒的影响。我们再从明王朝末期的朝政的内部深层看，朝臣宗派斗争激烈、万历皇帝长期怠政，当局执政者的无能和各级官吏的昏暗贪腐无道，大力敲吸民脂民膏，终于引发了社会底层的反抗，各种战事接二连三，土匪恶霸空前增多，社会局势动荡不安。《于成龙本传》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，说于成龙出生地来堡村“要筑堡而独于家不利”，在此情况下，于老爷子于成龙的父亲于时煌先生慷慨表态：“此堡当筑矣！”从这个故事上我们可推理出，当时永宁州腹地深山里的来堡村也不安宁，社会治安秩序很差，要不一个村庄也不会大张旗鼓地筑堡防卫。那么，作为士子的于成龙在报国无门情况下，他究竟该何去何从？清王朝建立后，延续明朝制度，认可明朝的功名，自然于成龙的明代功名在清朝本来是被承认的，尽管如此，于成龙肯定也有一定的思想压力，虽然他没有做过明朝的官，但毕竟当过明朝的子民，但后来为什么要侍清呢？王振川等多位于成龙研究专家均认为他是着眼于拯救百姓，恢复太平，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，这是他出仕的根本所在，从这个角度看，他不能算失节。

　　中共山西省委《前进》杂志社的王毅鸣先生在他的《论于成龙精神及其现实意义》中也这样写到，于成龙出仕至少面临三大压力。顺治末年，随着清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，清廷亟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充实基层政权，遂放宽政策多方延揽人才，选派明末有一定功名的人士到新攻占的地方任职，这就为于成龙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意外的机遇。面对这迟来的机遇，于成龙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：一是民族观念的压力。即儒家学说中“夏夷君臣之辨”的观念，为异族统治者服务是否违背了儒家的忠孝节义观；二是社会风险的压力。所去的南方县份既偏远落后，又战乱未止，在一般人看来，基本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，何谈升官发财、光宗耀祖；三是家庭责任的压力。当时于成龙已44岁了，作为一家之主，上有老母下有妻小，家庭尚属温饱，正宜阖家团圆安享安乐生活，而背井离乡，蹈险履危，智者所不为也。因此，当他揭选（以抽签方式）为广西罗城知县后，竟然“亲者不以为亲，友者不以为友，自觉面目可憎”；已做官的同年学友也“慷慨仗义，反复开明粤西非吉祥之地，素知成龙家食尚可资给，力劝勿往，以缴凭（辞职）为高见”。面对大家的一致反对，于成龙没有动摇，“私心自揣，读书一场，曾知见利勿趋、见害勿避古人‘义不辞难’之说何为也！”他依然坚定地选择了为治国平天下的信念而奋斗的人生归宿。

　　应当指出，这一选择与他同时期持反清复明态度的思想家顾亭林先生提出的“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”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殊途而同归的。赴任前与学友辞行，他说：“我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，誓毋昧天理良心四字！”朴实的语言掷地有声，充分表达了我们民族知识分子位卑未取忘忧国，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的社会责任情怀。可见，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压力，于成龙还是最终以“个人名节”服从于“天理良心”，选择了“为民请命”。

　　事实上，于成龙从顺治18年出仕至康熙23年病卒任上，历任知县、知州、知府、道员、按察使、布政使、巡抚、总督等职，在24年的官宦生涯中，无论官职大小、身处何时何地，面对何事何人，都能从真诚关心百姓、切实改善民生的强烈责任感出发，敢于直面突出矛盾，敢于触及难点热点，敢为别人所不敢为不愿为，而决不因循推诿、明哲保身，其诚心实政、勇于负责的为政态度突出鲜明，一以贯之。比如在合州严拒上司索鱼，在黄州为平盗只身潜入强盗窝，在福建为救所谓“通海冤案”的千万百姓叫板康亲王，都表明了于成龙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一心只为百姓的鲜明立场。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罗城操练民兵，在直隶私自开皇家粮仓赈灾，都是严重违反清廷条律的，有砍头的危险，可见在于成龙心里，老百姓的分量更重，重到大于他一己的荣辱恩怨和卿卿性命。

　　一个把清廷条令抛在一边全然不顾，一个愿意提着脑袋用自己的“死”换取无数老百姓“生”的人，你能说他是失去了“民族气节”？所以，无论从历史的角度看，还是从现实的意义讲，于成龙积极出仕是“大忠”，而非“愚忠”，是忠于“天道”和“人道”的，是顺应了“天理良心”的。